但若将防止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视作基本权利的限制事由，则无论此类事由匹配的是国家利益抑或社会利益，其意涵仍过于宽泛。

司法改革过程中的职业化与平民化的冲突、法律人与大众诉求的张力，最终需要下述两种机制来缓解：第一，从宏观上来说，需要执政党的司法政策来协调和平衡，如党的司法政策在判决与调解之间的钟摆，以便回应不同的司法需求。其一，中宣部接管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的职责，加强党在出版、文艺事业中的领导权，体现了党的思想领导。

其三，党委决定的民主集中制与行政决定的首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改革党委活动方式去化解，为了维持新机关的事务与内容合法化水平，应当对党组工作条例的这一条款进行必要调整，从而使其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如前所述，八二宪法以历史叙述的方式来规定党的领导，有基于现实的深思熟虑在其中。《方案》赋予统战部对国家民委的归口管辖权，并将国家宗教局、国务院侨办并入统战部，实现了党对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的领导，共同助力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1982年宪法压缩了党的领导的阐述，党政分开的政治主张得到认可，从一种政治主张变成一种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宪制框架。党政合署加强了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必然会引发党与全国人大，即人民的两个代表——作为政治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法律代表的全国人大——的关系的讨论，这也是讨论党政关系的核心和关键。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经济实力的差别，直接决定了刑事辩护资源的使用，进而影响其诉讼权利的实现。法学界则更多关注改革所带来的合法性困境，党政机构的合署合并改革使得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变成一套人马，可能会引发合法性链条的断裂：在八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主权模式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政行为需要有国家法律的授权。[9]参见王珉、王叔文：《宪法基本知识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第65一66页。

于此需要解答的问题包括：应当如何理解梨宪法法第第5条规定的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事由，才能使附带简单法律保留以及仅附带限制方式保留的基本权利受更多限制？附带限制事由保留的基本权利是否也受 《宪法》第51条限制？差异化法律保留能够为解决基本权利冲突、确定合宪性审查的基准提供何种指引？（一）《宪法》第51条中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的限制事由一般来说，相比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附带简单法律保留和仅附带限制方式保留的基本权利所受到的限制更多，如此方能彰显差异化法律保留的规范意义。除此之外，内容形成保留也有取决于基本权利自身特征的默示情形。《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的依照法律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以及第44条规定的依照法律实行退休制度从而确保退休人员获得生活保障的权利，便属于宪法明示的此种保留情形。但这样一来，附带限制事由保留的基本权利所受到的限制便极少，其受保障水平便高于其余全部基本权利，这意味着宗教信仰自由和通信秘密是我国宪法中受保障程度最高的基本权利。

原本社会主义宪法将私有财产视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围绕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建构整个国家制度，[40]在公与私的二元格局中，前者占据优势地位。至于如何理解该条所规定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则可以从制宪参与者的观念变迁中获得线索。

其中，何种宗教活动将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可以通过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形式解释方法加以认识，进而直接将此类活动排除出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外，这与涉及基本权利限制的法律保留无关。该条规定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皆受法律的保护，同时规定只能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当前已有学者根据法律保留情形的不同来厘定我国宪法中各个基本权利的位阶秩序，只是这些厘定仅立足于法律保留的有无，[60]或至多立足于简单法律保留、特别法律保留、无法律保留的三分结构，[61]不免略显粗疏。我国《宪法》第51条概括地规定了全部基本权利的界限，且其文义射程相当宽泛。

对此，彭真提议：‘拘留问题在宪法中讲不清楚，苏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直接将这些权利置于较高的位阶中，其优势在于较为明确。[26]这就意味着需要对宪法文本开展解释性作业，对于基本权利法律保留，也应当从法的层面予以探究，剖析其对于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秩序、保障个体自由的规范意义。[6]与此相应，新中国的宪法学说也认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而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革命斗争换取来的胜利成果，宪法用立法的形式记载了人民争得的各种权利和自由。

外在限制至少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以保障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公共政策，例如为了保护商业秘密而容许不公开审判。如果将该条视作对全部基本权利的概括性限制，[43]则无论各项基本权利是否附带法律保留、附带何种形式的法律保留，立法者皆能够根据该条施加均等制约，宪法文本中限制性法律保留的差异化体系便难以彰显规范意义。

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或是社会关联性较低，或是涉及精神活动、基本生计、对公权力运行的监督、实质参与诉讼的能力等社会生活的重要事项。第3款虽然容许立法者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由、以征收和征用的方式限制财产权，但由于公共利益这一限制事由在解释论上具有开放性，所以该款应被视作仅附带了限制方式保留。

如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等人曾共同撰书，指出五五宪草的规定使立法机关得随时制定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律。[62]此一见解揭示了差异化法律保留与合宪性审查基准之间的关联，但有必要重新予以整理。[6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41、40页;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0日，第1版。例如草案曾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我国学者对于行政法上法律保留原则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但关于我国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法律保留，当前的研究仍有不足。[29]参见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下卷，第379页[30]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36页。

并且，第3款规定的征收和征用是最为激烈的财产权限制方式，但绝非唯一的限制方式，财产权原本即因负有社会义务而受到其他形式的限制，[42]本着举重以明轻的法理，立法者也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创设更为缓和的财产权限制手段。1982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关于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规定，与公民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定相矛盾，故而建议对该条款增加某些限制。

第12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最后是对宪法与立法之间关系的认识。

并且，法律保留的状况直接规定在宪法文本当中，以之作为判断基本权利重要性的依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兼顾明确性。为了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健全国家的根本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各民族的权利，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对宪法作比较系统的修改。

基本权利法律保留与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的文本形式有密切关联。此外，如果以《宪法》第33条第3款这一人权条款作为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依据，则生命权等未列举权利也应当被视作无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经典学说认为，所有资本主义类型宪法都没有为公民享受权利提供任何物质上的保证，只有社会主义类型宪法才提供此等保证。时至今日，法律保留已然成为我国行政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25]这些论断皆反映了制定八二宪法的目的在于创设一种不同于往昔的政治逻辑，借此凝聚社会共识。

这说明，在制宪者看来，并非所有基本权利条款所确立的权利和自由皆同时受宪法和法律保障，附带与未附带法律保留的基本权利在规范层面上存在保障方式的差异。从该条在宪法文本中处于单项权利条款和单项义务条款之间这一位置安排来看，此种理解不乏理据，并且彭真在对宪法草案中的这一条加以说明时，也的确一并提及了草案拟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

第2款规定的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则承接了前后两款，一体两面地确立了内容形成保留与限制性的简单法律保留。[9]既然基本权利的实效性保障有赖于物质基础，那么是否附带法律保留规定，对于是否真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来说，便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35]张翔：《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提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宪法》第51条体现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45]这样一来，该条似乎也可被视作对公民宪法义务的概括性规定。最后，宪法实施机制的发展为考察视角转变的实益化提供了条件。从宪法功能的转型、宪法文本的形成与演进、宪法实施机制的发展来看，应当从规范的层面检视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法律保留。

关于八二宪法法律保留构造的生成机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51]这一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毕竟，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宪法的法律性逐渐被社会各界接受并强化，主流宪法观念逐渐将宪法看作法律体系的基础，因此是一种需要在法律系统内贯彻实施的规范。[5]《吴玉章同志发言提出宪法的原则》，《新华日报》1946年1月20日，第2版。

与此同时，宪法还要担负干预社会秩序失灵、保障个体自由的任务。2004年宪法修改时，在第33条第3款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规定。